節度使

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。因受職之時,朝廷賜以旌節,故稱。

節度一詞出現甚早,意為節制調度。東漢安帝永初二年(108),梁懂受命主持西方軍事,為諸軍節度使。曹魏景元四年(263),魏軍伐蜀,由司馬昭指授節度。唐代也很早就用此語以明確指揮權限,如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,任陜東道大行臺尚書令,蒲城河北諸道總管及東討諸府兵均受其節度,但尚未用作職銜。唐代節度使淵源于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。持節都督出征時是一軍統帥,屯駐時是軍區首腦,對所統將領及州郡長吏都有節制以至生殺之權。南北朝時,刺史大都加持節都督,轄區既狹,權任亦輕,北周及隋改稱總管。隋荊、益、并、揚四大總管轄數十州,事權很重,但只管軍事。隋煬帝楊廣廢總管,唐初恢復,仍稱都督,而自貞觀以后,內地都督府并多省罷,惟軍事活動頻繁的地區尚存,以統州、縣、鎮戍。

鎮戍是經常性的防御據點,比較分散,兵力單弱,故每遇戰事發生,必須由朝廷另行調發府兵、兵募,派遣大將統率出征或備御。這些大將稱為行軍總管;規模較大的戰役,又設置行軍元帥或行軍大總管統領諸總管。早在唐初,已在軍事要地留駐部分征行軍隊,并每年派遣士兵輪番戍守。唐高宗、武后時期,突厥、吐蕃、契丹強盛,屢次入掠內地,戰事頻繁。為了加強防御力量和改變臨時征調的困難,這類屯戍軍設置愈多,并逐漸制度化,形成有固定駐地和較大兵力的軍、鎮、守捉,各自置使。軍、鎮、守捉使是差遣的,還保留征行的組織。與此同時,行軍大總管也逐漸演變成統率諸軍、鎮、守捉的大軍區軍事長官,原來有“行軍”含義的“道”,如蔥山道、交河道、崑山道,也演變為大軍區的道,如朔方道、隴右道等。于是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出現。高宗以后,由中央派出的行軍總管或經略大使,常受敕節度諸軍,因而漸獲諸軍節度大使的名稱,但還不是固定職銜。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是從睿宗景云二年(711)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開始的。至玄宗開元、天寶間,北方逐漸形成平盧、范陽、河東、朔方、隴右、河西、安西四鎮、北庭伊西八個節度使區,加上劍南、嶺南共為十鎮,始成為固定軍區,各有受其統屬之州、軍、鎮、城、守捉。節度使為差遣職名,例以所駐州都督、大都督長史或都護為其本官。受命時賜雙旌雙節,得以軍事專殺,行則建節、府樹六纛(大旗),威儀極盛。節度使例兼管內調度軍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營田使。天寶后,又兼所在道監督州縣之采採訪使,集軍、民、財三政于一身。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,多者達四鎮,威權之重,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,時稱“節鎮”。于是外重內輕,到天寶末釀成安史之亂。安史亂起,唐廷為了平叛,內地也相繼設置節鎮,增至二十余道,不置節度使處亦置防御使,防御使不賜旌節,多以采訪使兼領。其后,采訪使改名觀察使,例兼都團練使或都防御使,兼理軍民,成為地位略低于節度使的地方軍政長官。

節度使的僚佐有副使、支使、行軍司馬、判官、推官等,將校有押衙、虞候、兵馬使等。由于觀察使是采訪使的改名,故唐代后期節度使例兼所在道的觀察使。節度使的僚屬,都由節度使辟舉,然后上報朝廷批準。所統州縣長吏雖由中央任命,而實際則聽命于節鎮。遇刺史位闕,節鎮常遣上佐攝職,然后報請朝廷正授。地方財政收入分為上供、送使、留州三部分,送使部分常占最大份額,對朝廷保持獨立狀態之河北三鎮,甚至全無上供。內地節度使轄區雖是藩衛朝廷的軍鎮,但實際上往往對朝廷保持不同程度的離心狀態。

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后,朝廷進一步失去對地方的控制,節度使林立,他們擁兵自雄,互相兼并。其中武力最強、在唐亡后建號稱帝者,先后有五代;其余割據一方,立國改元(也有未改元者)自傳子孫者為十國。而五代十國境內之節度使亦多桀驁跋扈,節度使部下更多悍將驕卒,逐帥殺使之軍變事件不斷發生。

宋遼金

宋初承五代舊規,節度使除本州府外,還統領一州或數州府,稱為支郡,轄區內的軍、政、財權,由節度使獨攬,實際上是個半獨立的小王國。

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炅采取各種政策,削弱節度使的軍、政、財權,以加強中央集權。乾德三年(965),令各地賦稅收入除日常軍費所需外,全部運送中央,剝奪了節度使擅自處理地方賦稅的財權。同年還命令諸州府選送精兵給中央,削弱了地方的兵權。宋太祖在平定湖南時,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屬中央,不再隸屬于節度使。太宗又于太平興國二年(977)詔令所有節度使屬下的支郡都直屬中央,節度使所領只是一州府,宋政府又以朝臣出任知州、知府。此后,節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,而成為一種榮譽性的虛銜,授予宗室、外戚、少數民族首領和文武大臣,對武將更是晉升的“極致”,多者可帶兩三鎮節度使,禮遇優厚。而節度使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中書令等虛銜,或宰相罷官到地方上帶節度使虛銜,謂之使相,尤為榮耀。

遼、金分別于大州或節鎮諸州置節度使,掌管軍民兩政。此外,遼圣宗耶律隆緒亦將統領上京、中京地區契丹及奚族的五十一部首領令隱改稱節度使。金于胡里改等路亦設節度使,管轄部族事務。元代廢。

參考書目
  1. 唐長孺:《唐書兵志箋正》卷 2,科學出版社,北京,1957。
  2. 張國剛:《唐代藩鎮類型及其動亂特點》,《歷史研究》1983年第4期,北京。
  3. 〔日〕日野開三郎:《支那中世の軍伐》,《東洋史學論集》第1卷,三一書房,東京,1980。
  4. 鄧廣銘:《宋史職官志考正》,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10本,商務印書館,上海,1948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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